清华大学教授2023级开学典礼演讲词（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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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xx届的新生们，欢迎你们。

4月份，我在开放日看到大家的时候，很多人还没有决定未来四年在何处度过。让我非常欣慰的是，1667人接受了我们的邀请，选择加入这个群体，成为哈佛这所崇高学府的当下和未来。

正当大家步入大学、开启人生重要新篇章的同时，我们也在经历着一个多事之秋。

自从今年春天与大家见过面之后，还有从5月底在“三百年剧院”召开毕业典礼以来，世界上发生了不少大事。

奥兰多、伊斯坦布尔、达卡、巴格达、巴吞鲁日、达拉斯、尼斯、慕尼黑、密尔沃基……美国国内及全球各地接连不断地发生恐怖和暴力事件。

媒体向我们呈现着一连串令人心碎的画面，战争、流离失所、重伤的儿童，以及绝望的难民。

而在美国国内，仇恨与偏激言论甚嚣尘上，与我们作为美国公民、世界公民以及哈佛社群成员所秉持的基本价值观背道而驰。

今天我就想谈谈这些价值观，谈谈成为一名大学生以及成为哈佛学子意味着什么。

当前，高等学府的身份、宗旨和原则正面临重大挑战。

因此，我想与哈佛大家庭的最新成员，也就是在座的诸位，分享一些对这所大学的思考，以及此时此刻，在哈佛历史上和大家个人的经历中，这一切都意味着什么。

哈佛是一所研究型大学，一所致力于持续发现新识、新知、新理念的学府，因为我们相信，新理念能推动世界进步。

今后大家将在各个不同的层面体会到哈佛的这种精神。

你们的授课教师将参与推进各自领域的认知，也会邀请你们加入这场求索之旅——不论是在实验室中探索干细胞科学的潜力，还是试图减轻疼痛和疾病对人类的折磨，抑或是挖掘图书馆中的特别馆藏，收集中世纪时期的泥金装饰手抄珍本，开一场开拓性的展览。

你们也许会参与鉴定冰芯中的19世纪火山灰，帮助人类更好地理解气候变化过程，或与音乐教授即兴演奏爵士乐。

几个世纪以来，大学一直借助理性的力量，作为一个辩论与交流的熔炉，收集、研究、讨论、扩展、修改并推进着人类认知。哈佛校训是Veritas，意为真理。

这就是我们不懈追求的目标，但我们从不会自大到以为自己已经与真理同在。

追求真理是一种渴望，也是一种激励。

我们相信，世界上永远都有更多的事物需要我们去认识和发现，因此，我们对挑战和变革张开了臂膀。

我们认为，不论是黑洞起源的理论，还是互联网隐私伦理，还是女性在工业革命中所扮演的角色，任何观点都可以被修改、提高并改善。

我们必须不畏犯错，因此要成为哈佛社群的一员，勇气和谦卑不可或缺。

通过新的证据、更加清晰的推理，以及调整后的观点，用更加全面的新理念取代旧观念。

在它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新的观念，以待日后的挑战。大学必须对能改变理念的争论持开放的态度，并以理性与证据为标准，对它们加以评估。

真理不仅仅是大家日后职业生涯的基础，也是大家在认识自己作为人类、公民、员工、合伙人以及朋友所扮演的角色时，一个必不可少的基础。

那么，在大家对真理展开个人追求之际，这一切对你们都意味着什么呢？大家如何用所受的教育来构建有意义、有目标的生活呢？

当年，正是在这样一场新生致辞中，哈佛大学文理学院院长、已故的杰里米·诺尔斯(Jeremy

Knowles)生动形象地描述了他眼中高等教育的根本目标：让学子们在毕业后，能够辨别哪些话是胡话。

你们将在这里培养出这种眼光与判断力，并在完成四年哈佛之路以后的人生旅途中长久受益。

这种能力的获得，靠的是提出质疑和接受质疑。它需要大家的用心参与。

我在此敦促大家，全身心投入这场严谨的探索中去，投入这股思想的洪流中去，和你们的室友，在走廊上、教室里、网络中，还有《哈佛深红报》(The

Harvard

Crimson)上展开讨论。

我明白，提出自己的观点并为其辩护，这样做不无风险。

它需要勇气，也需要信任——信任所有的理念都有参与公平辩论的机会，相信旁观者也都秉持着开放的心态，且同样投身于对真理的追求。因此，我们希望大家抓住这所大学提供的机遇，成为勇敢的发言者和心态开放的倾听者，促进活跃、高水准的思想交锋。几个世纪以来，大学和师生正是在这样的交流推动下，才不断进步的。

当今世界被专家们称为“后事实世界”，高校必须把握、体现并积极捍卫各自对真理的衡量标准：始终将证据、证明、事实作为知识的基础和行动的依据。哈佛能否做到这一点，取决于大家所有人的努力。

我欢迎大家加入哈佛这个大家庭，其实也是在邀请大家，或者说要求大家，踏上追寻真理的曲折道路，为投身思想交锋的漩涡做好心理准备——接纳一种理念，并随时准备好捍卫它、改变它、重塑它，在找到更好的理念时，也愿意放弃它。

但我也知道，要说服你纵身跃入思想的漩涡、积极充分地参与到这个社群中去，我还得作一些保证。其实，我们需要彼此保证，因为这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这又回到了我刚才提到的信任问题。

这个社群中的每一个人都有权发出自己的声音、得到倾听，并得到尊重。

我们共同的生活，这所大学的成功，还有我们对真理的追寻，都取决于此。

只有在拥有足够的安全感，并得到充分接纳和理解的情况下，我们才敢发表不同意见。

近几个月，民族、宗教、种族仇恨的卑劣言论蔓延得如此迅速，给大学的宗旨构成了一种特殊的威胁。

不论这些言论出现在哪里，我们都应随时随地加以抵制。

但我们尤其要警惕它在社群内部的出现。我们必须奋发努力，树立人类共同生活与工作的另一种典范。

我常说，你们大多数人生活过的最多元化的环境也许就是哈佛了。

这是一个学习的机遇，比如周二我就遇到一个来自特拉华州的学生，他的室友来自斯堪的纳维亚；

还有一位学生，作为一名异性恋黑人男生，在勒布戏剧中心主舞台上演的《黑色魔法》(Black

magic)剧中扮演了一名同性恋男子，并在博客中描述了这一经历如何增进了自己对LGBTQ群体的了解；

在刚才的演讲中，艾玛·吴(Emma

Woo)也描述了跟一群信仰各不相同的人共同生活是什么样子。哈佛让我们所有人都能走出自己熟悉的世界，张开臂膀迎接新的认知与新的可能性。

所以，这就是我今天对大家提出的要求：和我们一起，将哈佛建设成我们理想中的学府。要发言，更要聆听。在个人生活和做学问中，全心全意地追寻真理，不畏犯错。这是学习与成长的唯 ……此处隐藏5751个字……响你们三年的学习生活。谢谢大家。

亲爱的老师和同学们：

很高兴也很荣幸作为教师代表在这里说几句话。今天正值教师节，接到学院这个任务的时候，我开始想应该说些什么？这时，我才忽然发现一个不期而遇的巧合，就是今年是我进入新闻学院工作整整二十周年，也就是我从教整整二十周年的纪念，新闻学院84年的辉煌历史，我也见证了将近四分之一的岁月。

回想起二十年前的今天，1993年的初秋，不记得是否也象今天这样阳光温煦，只记得怀揣尚未捂热的复旦大学中文系文艺美学博士学位证书，也怀揣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进图书馆旁边的老文科楼二、三两层，新闻学院所在地。当时的院长，丁淦林教授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一间简陋的堆满书报的办公室，让我坐在他的对面，看着我的眼睛，很郑重地对我说，你是从中文系来的，没有经过新闻训练，你首先需要做的事情是到媒体去实习，培养“新闻感”。于是，我怀揣着张骏德教授给我开的介绍信，开始闯入到上海电视台著名的“新闻透视”栏目组，跟随记者四处采访；几个月后，我又闯入“纪录片编辑室”栏目组，开始跟踪中国纪录片的发展轨迹，后来，则是中央电视台……，并以不同的方式与他们合作，这是我对中国传媒业参与式田野调查的开始，这要归功于新闻学院的传统。由此，我的专业研究方向也与中国的电视发展与新闻发展结合在一起。

1993年，当时复旦新闻学院的广电专业尚未建系，虽然我们广电专业1984年在全国就率先创立，但是在我进入新闻学院的时候，广电只有专业主任张骏德老师，光杆司令，我成为他的第一个兵。现在张老师已经退休，我也成了广电系的老人，真是令人感慨。岁月匆匆，二十年的时间，一个孩子从出生到现在，也已经上大学了，可以在现场与大家坐在一起了。从那时到现在，广电系在各位老师的努力下，在全院的支持下，获得了新的长足的发展。但是对我来说，真正的起点却是在丁淦林老师的办公室开始的。

在这一过程中，我不无痛苦地被-迫从一个相对封闭的文学象牙塔里走出来，从所谓小资趣味里走出来，来面对这二十年来中国社会剧烈的发展与变革，并从中寻求自己的学术道路。在这二十年中，我其实也是不断地回想和思考丁老师说的“新闻感”究竟是什么？为什么对于学新闻的和做新闻研究的人来说，“新闻感”是最重要的？

20xx年9月，丁老师不幸去世。其亲属为他出版了一本回忆录，作为纪念文集。这本文集既是丁老师的个人学术史，也是新闻学院的发展史，更是中国新闻事业的见证史。我读完之后，才觉得真正触摸到一些他对“新闻感”的理解。在丁老师从教一生的经历看，最重要的事情可以说是两件：

一件是与第一线新闻实践的有机联系。1954年他在复旦新闻系大四年级的时候，大实习去安徽的淮南记者站，到淮南煤矿采访，走遍了主要矿井，竖井、斜井，爬行到掌子面，每次下井要走一二十里，手脸皆黑。到淮河大水现场采访，亲眼目睹工人家属把自己的房屋腾出了，让被淹的农民住，目睹穿着背心和短裤的几位干部在堤坝上讨论，其中一位是省委书记曾希圣。1957年，丁老师带学生在江苏徐州实习，下农村采访，和当地记者一样，背包里带着煎饼和咸菜，就着河水吃。睡到半夜，听到人大喊“水来了”，大家就一起转移到高地去，“的确很辛苦，有危险，但心无杂念”。丁老师，包括今天在座的很多老师，他们这一辈新闻学研究的学人，是以身体力行的方式来获得“新闻感”。而所谓“新闻感”就是对社会发展脉动的把握，就是保证新闻实践的第一线永远是其学术研究问题意识的来源，这样，新闻与学术才能够生生不息。

另一件是丁老师对学术研究的认真态度与执着。丁老师回忆王中教授受到批判的时候，新闻学院的师生挺身而出，批评当时的《解放日报》：究竟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对待学术问题？丁老师自己在学术道路上，务实求真。在中国新闻史的教学与研究中，接触、查找、寻访了大量第一手资料，注重调查研究，不搞清楚不罢休。这种正直与诚实的学术伦理，正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楷模。这种精神，也希望能够在新的一代学人中传承下去。务实求真，它也更应该成为这个时代新闻业坚守的职业伦理。在丁老师的时代里，新闻系在陈望道先生的引领下，复旦大学最知名的大师们都来到新闻系上课，群星璀璨，郭绍虞《语法修辞》、方令儒《大学语文》、周谷城、周予同《中国通史》、漆琪生《政治经济学》、胡曲园《辩证唯物主义》、贾植芳《苏俄文学》等等，我的导师蒋孔阳先生也曾到新闻系给本科生上课。今天，新闻学院本科二加二的通识教育体制的改革，正是对这一传统的回归。它要培养的应该是真正具有学术精神和学术视野的年轻一代新闻人才。

诚然，今天中国社会已经与丁老师那一辈成长的环境完全不同了。甚至与二十年前也大为不同。二十年前，我坐公交车到电视台的栏目组，推开门就进去了。到新闻学院找各位老师，也是敲敲门就进去了。但是现在从电视台到新闻学院，到处充满了门禁，没有许可不得进入。我读大学的时候，班上大多数同学来自农村。今天，农村来的新同学已经很少了。前些天，童兵教授作为志德学院的院长迎接报到的新生，有人问，是否有家境不好的同学，他说一个也没看到，因为他问到的同学们，都拥有手提电脑。

今天新闻业的发展与实践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媒体、新技术、新产业、新兼并、新垄断，眼花缭乱，应接不暇。但是，前所未… …有的严峻局面也同时降临。媒体从业人员的理想信念大幅下降，社会对媒体的信任度跌破底线，新闻生态恶化，不实新闻和谣言充斥，传统媒体利润下滑，严肃媒体难以自保，资深记者纷纷出走……。这不仅是中国，也是世界范围内新闻专业主义的悲观图景。因此，在座的每一个人，其实都无法避免地要扪心自问，我究竟要做什么？应该做什么？新闻，它还值得我们做什么？这些问题，也将决定并伴随着诸位新同学在新闻学院的求学轨迹。但是，无论世事如何变幻，我坚信一点，新闻最终是要由人去做的，负责任的记者和负责任的报道是任何新闻业的基石。归根到底，新闻业是人的事业，也是造福人类的事业，任何违背这个原则的发展，都会受到惩罚。

很多人都说，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也是最好的时代。最坏是因为失序，也正是因为失序，它也前所未有地需要重整秩序。公正而诚实的新闻业，是一个追求民-主与法制的社会无法割裂的内在组成，是一个追求和平与发展的世界必须具备的前提条件。只要你进入新闻学院，你就必然与这一使命联系在一起。都说复旦是最小资的大学，风-花雪月固然重要，但是在一个危机四伏的时代中，只看到风-花雪月是远远不够的，特别对学新闻的学子来说。我们必须要看到这个世界的暴-力、战争、贫困、饥荒，灾难，所有这个世界现实的甚至是恶的一面，不说为了同流合污，而是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为推进这个世界走向和平与公正贡献力量。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向丁老师这一代人学习，学习如何让自己的职业生涯与学术生命与这个时代、社会融汇在一起，学习如何让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传统在我们身上发扬光大。鲁迅先生在病重时，临终之前，最后的文字中写道：“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愿以此与大家共勉。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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